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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任伊斯兰研究教授和卢斯宗教、冲突与和平建设教授。我热情地接受了这份终身职位，并期待着加入美国学术界。政府给我发放工作签证后，我在印第安纳州南本德租了一套房子，让我的孩子在那里上学，并把家里的所有物品都寄了过来。然后，在 7 月，政府通知我，我的签证已被吊销。它没有给出具体的解释，但指出了《爱国者法案》中的一项条款，该条款适用于“支持或鼓吹”恐怖活动的人。

撤销这一决定令我震惊。我一贯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，现在依然如此。而且，在 2004 年之前，我曾多次访问美国，进行演讲、参加会议并会见其他学者。我曾受邀在哈佛大学、斯坦福大学、普林斯顿大学和威廉·杰斐逊·克林顿总统基金会主办的会议或讲座上发表演讲。这些机构似乎都没有认为我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。

美国政府邀请我申请新的签证，在圣母大学的帮助下，我于 2004 年 10 月申 财务数据 请了新签证。但三个月过去了，我仍未收到回复，我觉得自己别无选择，只能放弃新职位，重新开始我在欧洲的生活。即便如此，我从未放弃洗清罪名的努力。在美国学术界和民间团体的敦促下，我于 2005 年 9 月最后一次重新申请签证，希望政府能撤回指控。我再次只得到了沉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