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2010 年债务危机爆发以来，希腊公民经历了七年痛苦的紧缩政策，以满足官方债权人（即所谓的“三驾马车”）连续多次救助的条件，即欧盟委员会、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 或基金）。而是为了什么？希腊政府目前的债务占 GDP 的比率比 2010 年 5 月从“三驾马车”获得第一笔救助计划时更高。但其中一个重要答案与主权债务重组的政治有关。正如无数专家所言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也承认，希腊应该在危机爆发之初就进行大规模债务重组。而当该国在 2012 年春季重组债务时，事实证明“为时已晚”，而且由于投机取巧的“债权人”的介入，情况变得复杂。此外，自 2012 年以来，希腊没有获得任何重大的债务减免。
所有这些都表明了管理主权债务危机的核心问题：缺乏有效的全球框架或一套制度安排，以便在政府债务变得不可持续时对其进行重组。2001 年，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理事的安妮·克鲁格 (Anne Krueger) 将这种情况描述为全球金融治理的一个“巨大漏洞”。为了填补这一空白，克鲁格呼吁建立“主权债务重组机制”(SDRM)——本质上是主权国家的正式破产程序。
她的提议最终遭到美国财政部官员的拒绝，他们更倾向于另一种解决方案：一种“合同方法”，要求债务国政府在其国际债券合同中加入“集体行动条款”（CAC）。如果发生违约，CAC 允许绝大多数债券持有人修改合同条款，并约束少数持反对态度 女性数据 的债权人遵守新达成的协议。债务国及其私人债权人最初持怀疑态度，但最终从 2003 年开始接受了 CAC。
与此同时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出台了一套新的贷款规则，禁止其向债务显然不可持续的国家发放大额贷款。以这种方式束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手脚，旨在鼓励那些基本上无力偿债的国家重组债务，尤其是现在，CAC 可以提供有序且可预测的流程。